这意味着丢掉最初的两章之外我至此所写的全部章节（并且，实际上，我最后是从头开始重写了这本小说），但很快，对我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这点就越来越明显，因为这是最终的点子，会推动我完成全书的点子。我之前曾观察到科幻小说共有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主角看起来都是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的成人（注：希腊神话。雅典娜其母为智慧女神，父亲为最有力的神宙斯，宙斯因而恐惧她可能就是预言中要推翻其统治的儿女，于是将其母吞噬。但之后他头疼不止，不得不劈开头颅，雅典娜就从劈开的缝隙中跳出来，一出生就是大人相貌，浑身披挂甲胄。）——没人有家人。如果居然提到了父母，那也是告诉你他们死了，或者他们是人性如此恶劣的样本，让主角急不可待地要离开家乡小镇。

还不光是没有父母，很少有科幻小说的主角会结婚生子。简而言之，大多数科幻小说的主角们都完全是永远的青年（注：参见彼得·潘故事。他和其他一些孩子们居住在永不岛上，永远长不大），孤独的流浪者，在宇宙中游荡，逃避责任。这并不令人意外。浪漫故事不变的主角必然是个正在经历人类生命的青春期的人。儿童期——我在我小说中最经常涉及的年纪——是个完全依赖于他人来创造我们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的时候。小孩子们乐于接受其他人告诉他们的哪怕是最荒诞的故事，因为他们既乏条件也无勇气质疑。他们成群结伙，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独立，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智力上。

不过，渐渐地，这种依赖性消失了——然后，当孩子们初次窥见一个和他们以为自己所在的世界不同的世界，他们就会打碎成年人加诸他们的最后的桎梏，就像一只雏鸟从最后几片蛋壳中挣脱。浪漫故事的主角是无拘无束的。他不属于任何社群；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做好事（以他的观点判断的好事），但随后就离开。这是青春的生命，充满了热情，激动，魔力，和无限的可能；但是缺少责任感，很少会想着必须留下来承担错误的后果。在青春的——浪漫的——生命里，所有事情都以双倍的速度和双倍的分量在进行。

只有孤独变得不可承受的时候青年人才会让自己扎根停留，或者想要扎根停留。那也许是也许不是在他们童年时所在的社群，他们进入成年以后也许会也许不会回复他们在童年时的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而且，事实上，很多人在成年后失败了，于是不断地回头追寻青春的自由和热情。但正是那些成功者们创造了文明。

大多数科幻小说都是关于青年主角的，是的——但这只是因为大多数小说都是给青年人看的。这并不是在说关于青年人的小说就必然是青春小说，无论是从面向青年读者的角度还是从小说的不成熟或者不完善的角度而言。但大多数故事叙述者创作他们的传说时仍然围绕着四处游荡的主角们——或者是为了故事变得四处游荡的主角们。除了青年人，还有谁能自由自在地进行我们到故事叙述者那里要满足我们的饥渴的时候大多数人在寻求着的冒险呢？

但对我而言，至少，最重要的故事是那些个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个文明人的：那些关于孩子们和成年人们，关于责任和归属的故事。多年来，自己也还不是个成人，我一直专注于孩子的视角，但到写逝者言说人的时候我的年纪已经够大了，并且也许（终于）够文明了，能从一个成年人的观点——不必是父母的视角，但得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成年人——来创造一个小小的家族社群。这个成年人应该是安德，我知道；而那些孩子们应该被写成一个整体和每个成员都饱受苦难的家庭。如此一来，我开始将逝者言说人当作一个完美的机会，来展示些在这一类关于奇观壮景的故事当中很少看到的东西：我可以展示一个变化中的家庭的奇迹。

在此决定下，自然，焦点改变了。小说不再单单是关于异族小家伙们的神秘故事。现在它至少同样多地是关于诺婉华的家庭的救赎，他们这受伤的社群的治愈。它更是关于社群本身的概念的——神迹镇的社群，小家伙们部族的社群。

这并不好写。大多数小说都仅仅展现两个，或者至多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每当有新的重要人物加入故事当中，创造每个人物的难度都会增加。人物，正如大多数作家的理解，实际上是通过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来塑造的。如果只有两个关键人物，那就只有一个关系要探讨。不过，如果有三个人物，那就有四个关系：a和b之间，b和c之间，c和a之间，还有最后，三人全体一起的关系。

而且这都还没开始涉及复杂性——因为在真实生活里，至少是大多数的人们，在他们和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是至少会有些许的改变的。这些改变有可能相当重大——我清楚记得我在犹他州的夏日阳光剧院做演员的那个夏天。我那时19岁，极力要说服自己和他人我是个男人，所以跟其他演员在一块的时候我变得至少跟他们当中大多数未成年人一样粗俗——不，是污言秽语，思想下流。我努力把我的粗话说得流畅伶俐些，并从其他人那里博得了属于我的一份笑声。但整个这一段时间内，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在深夜以疯狂的速度下山，为了回到一个某些字眼绝不可以说出来的家里。我没有说出他们。在我的家人面前我一次也没有说出或者漏出我在夏日剧院其他演员们面前那种说话方式。这也无需啥赫拉克勒斯式的辛劳（参见后文注解）。我并没有想要改变我的举止，那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当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同一个人。

我在我的朋友们，其他的家庭成员身上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现象。我们的举止，，我们的习气，我们讲话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当我们从一个场合移动到另外一个的时候。你认识的人拿起电话的时候听听他说话。我们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腔调；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都视乎我们与之相伴的是谁而改变。

所以一个故事叙述者必须得创造三个人物的时候，每个不同的关系需要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改变，尽管是轻微的，视乎这个关系如何塑造他或者她此刻的认知。因此，在一个三个人物的故事当中，希望这三个人物的真实性能够让我们信服的故事叙述者其实得构造十二个不同的个性，每人四个。

那么，当你由一个包括一个母亲，一个死去的父亲，六个麻烦的孩子的家庭开始，然后又加进一个闯入这个家庭并改变了他们中的每一个的陌生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我看来这像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任务（注：指徒劳无功永无止境的努力。参见希腊神话西西弗斯的受罚故事），因为我得塑造出（或者至少暗示出）成打的个性，包括他们塑造出来应对他们死去的父亲的，然后，清晰地展现出他们所有人怎样在安德对他们的生命的影响下改变。

无论如何，这些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实际写下这本小说的新大纲之时必须克服。我当前的任务便是把诺婉华的孩子们清晰地区分开来，在读者第一次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坐在跟格里格同住的房间里，给每个孩子分配几个能帮助读者记住他们的直接的明显的特征。噢，嗯，奥尔哈多是那个有金属眼睛的；科尤拉是那个沉默许久然后语出骇人的；格雷戈是那个暴力的小家伙；金姆是个宗教狂；艾拉是疲惫的母亲式的；米罗是长子，其他人眼里的英雄。这些”钩子”只能完成介绍孩子们的工作——我还得在此基础上深入得多地塑造他们——但找到了这些钩子以后，我有了能让我充满信心地进行下去的计划。

我的小说，终于，对我敞开了，我从星云奖周末会回到家里，在一个月里写完了整部小说，从头到尾。正如我对我的写作班学生们所说，一旦你找到了正确的开头，结尾几乎是自己自动写出来的。

不过，还有个问题。不管一本小说计划得多好——至少在我而言，我能写出来之前它非得计划得好好的不可——在写作过程中总会有些你并未计划到的东西冒出来。举个例子，在我的造物者艾尔文系列小说当中，小佩吉和亚瑟·斯图尔特这些人物在我的大纲里面根本没有，但他们现在处于故事的核心。而在逝者言说人当中，珍这个人物也不在我制定的大纲当中。噢，是的，我给了他一个通过他耳朵里的饰品的计算机链接，但我不知道那会是个人。珍的出现就是因为描写她和安德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有趣。她有助于让他更生动活泼（他原本很容易变成一个沉闷乏味的成年人），而在此过程中她自己获得了生命。在我完成逝者言说人的时候，珍已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并且第三部，异种灭绝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着她进行。

噢，是的。第三部。我本来从未计划过写第三部。实际上，我真的没打算过写第一部——言说人最初是想要写成单本的。但就在我写下言说人的最后几章的时候，芭芭拉·波娃打电话来说她把安德三部曲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社。

“安德三部曲？”我问道，“芭芭拉，只有两部啊。”

自然，她有点尴尬。当然她随时可以回头重新谈判只卖两本。但首先，我能不能想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我可以补上我想要写出来的第三个故事？

就在这时我清楚地知道了我想要写的故事。它跟安德·维金或者任何逝者言说人当中的人物都无关。它倒是来自我职业早期的一个旧题材，一个当时在戴尔出版社的吉姆·弗伦克尔拒收了的，因为我那时作为一个作者，要把握如此困难的一个题材还不够成熟。不过，解决了逝者言说人的问题之后，我感到我没什么不能克服的。自从我想到那个故事，那时它叫做菲洛子，已经很多年了，不过通过把安德·维金放进这个故事里，我或许可以让菲洛子它籍由他的出场跟言说人一样起死回生。这可能吗？当然，我也许会失败，但为什么不试试呢？

此外——下面你们就要知道我真正卑鄙的地方啦——写一个第三部书意味着我不必想出解决那两条松散情节的办法，我知道它们在言说人的结尾会悬而未决：那位虫后怎么样了？星河议会派出的舰队又怎么样了？

通过同意写第三部，我可以把这些问题留给续集，因为我是个可耻的懒汉，我忙不迭地跳起来抓住这个机会。我跳得太快了——这本书完完全全就跟吉姆·弗伦克尔当年告诉我的那样难写，花了好些年才搞定——即使那时，它也是我所有的小说当中对话最多，最富于哲理的，远胜同侪，当初菲洛子的大纲就是这么要求的。在这些年里第三部的标题变了，从安德的孩子们变成了异种灭绝，而且它还长成了两部书，所以就连异种灭绝也没有完结整个故事（不过下一本会完结的，我发誓！）

并且，就像之前的逝者言说人一样，异种灭绝是我到那时为止写过的最难写的书。你看，一个故事叙述者的工作并不会随着我们获得更多的经验而简单起来，因为一旦我们学到怎么做某件事，我们就不会为再做完全同样的事情而激动——或者至少我们当中大多数不会。我们不断想要找到些对我们而言太难讲述的故事——然后让我们自己学会如何讲述它们。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写出越来越好的书，或者至少是越来越有挑战性的，或者，最少最少，我们不会对我们自己感到厌烦。

不过，有个危险在我每写一本书的时候都会让我有点害怕，我会不会超越自我太频繁，想要写出一个我，坦白地说，天分不足或者技巧不足以写出来的故事？这是每个故事叙述者都面对的两难处境。失败是痛苦的。但一个故事叙述者不再想要尝试，那更加悲哀得多。

现在我恐怕我对你们说的关于逝者言说人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事情已经比你们本来想要知道的还多了。一个作家的生活真的很烦人。我写的故事里人们去冒险，去寻觅，去改变世界。但说到我的生活，它主要的成分都是在家里转圈，在我不得不写的时候写作，只要可以不写的时候就打电脑游戏或者看电视。我真实的生活是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到教堂去，教我的星期日课堂；和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保持联络；还有每个父亲的首要职责，关上整栋房里的灯，嘟囔着我看起来是唯一在乎要关掉它们的人因为我是唯一得去换掉那些讨厌的灯泡的人。我怀疑这些当中能有多少故事的成分。

但我希望在安德·维金，诺婉华，米罗，艾拉，人类，珍，虫后，以及本书中的其他许多人的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值得记在脑海中，或许甚至值得铭刻于心的故事。这是比畅销榜单，版税协议声明，奖项，或者评论更有价值的报偿。因为在本书的一页页里，你与我会一对一地见面，我的思想和你的，而你会进入一个我所创造的世界，并在那里居住，不是作为一个我控制下的人物，而是作为一个有着你自己的思想的人。如果你能够，你也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故事，按照你想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足够真实，足够有弹性，好让你能把它变成一个值得生活其中的世界。

奥森·斯科特·卡德

于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博罗

1991年3月29日